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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料来源无保障唐宋玉器少大件

鉴赏知识

兽面纹玉卣(南宋),出土于安徽休宁朱唏颜夫妇合葬墓。
玉童(南宋),出土于四川华蓥。玉童(南宋),出土于四川华蓥。双鹤衔枝玉饰(北宋),出土于北京房山长沟峪石椁墓。双鹤衔枝玉饰(北宋),出土于北京房山长沟峪石椁墓。

  中国古玉品鉴系列 唐宋玉器

  对于中国玉器发展史而言,唐宋玉器可谓开启了新的华章。有唐一代开始,随着历史背景的转换及中亚和西亚的文化艺术进入中原地区,玉器逐渐褪去了神秘和神圣的光环,走进寻常百姓家。及至宋代,由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,市民阶层的兴起,玉器的商品化、世俗化进程日益加快。一些大城市出现了“玉肆”,玉石作坊与珠宝店铺组合起来,形成了“前店后工厂”的中国民间玉器加工和销售的传统模式,当时的杭州“七宝社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

  那么,唐宋的玉器具有何等别开生面的艺术风貌?其工艺水平达到什么样的高度?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中,玉器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?上海博物馆研究员、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张尉接受本报专访,进行详尽剖析。

  文、图/记者  江粤军

  玉器彻底走下神坛

  更为世俗和民间化

  由于隋代短祚,目前仅见李静训墓出土有白玉杯、玉钗等寥寥几件,难窥其全面真实面貌,而唐宋历时六百多年,玉器流传至今相对较多,充分展现了这一转折时期玉器的基本变化。张尉表示,唐宋以后,玉器更加世俗化、民间化、商品化。

  张尉告诉记者:“唐宋以前的玉器,多作为礼制的载体,象征着身份等级,因此造型相对而言比较单一,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新。品类以玉璧、玉琮、玉圭、玉璋、玉斧、玉戈、玉刀以及玉玦、玉璜、玉环、玉带钩等为主;纹饰则以象征性的抽象几何纹为主,如云纹、谷纹、蒲纹等为主;虽也有人物和动物,但表现形式夸张、变形,具有程式化的特点。唐宋玉器则开始出现分野,很大一部分走向了民间,礼仪性器物渐趋减少,纯粹的佩饰和装饰性器物成为主流。虽然像玉璧等仍用于祭天,继续发挥着礼器功用,但形制较小,饰纹上也大胆出新。”

  “因为玉器已经世俗化,所以图案要表达某种意思,讨个好彩,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,所谓‘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’。” 张尉说,譬如鹿在南北朝时就被视为“纯善之兽”,《瑞应图记》:“王者承先圣法度,无所遗失,则白鹿来。”鹿因与官禄的“禄” 字同音,故后世往往在图案表现中与蝙蝠(寓意福),仙翁(寓意寿)合于一处,表示“福禄寿”。早期的玉鹿见于商、西周,此后一直到唐以前,玉鹿都较少见到。唐以后玉鹿作品大增,当与“禄”和鹿意义相结合有关,是唐宋以后玉器走向世俗化的一个鲜明体现;而象也是传统吉祥题材,《瑞应图记》:“王者政教行于四方,则白象至。”俗语有“太平有象”。玉象始见于殷墟妇好墓,但降至唐宋以后才略微多见。

  总之,彻底走下神坛的唐宋玉器,吉祥图案滥觞,影响之绵长及至今日。

  人物动物重写实 植物花卉最多见

  走向民间的唐宋玉器几何纹退至次要地位,生活气息浓烈,随意性更强,因此现实题材上升为主流,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被引入,像植物花卉纹非常多见,这在唐宋以前的玉器上是看不到的。人物(伎乐、飞天)、动物(飞禽、走兽)等也强调写实,为玉器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情调。

  在玉器题材的世俗化方面,张尉认为,唐宋动物形玉器的长足发展,可谓代表。“动物形玉饰是古代玉器中的重要品类之一,主要指写实的肖生动物。史前已见端倪,红山、良渚、石家河等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均有发现,如鸟、鹰、鱼、蛙、虎等。商周玉动物种类扩大,数量增多,仅殷墟妇好墓就出土百余件。两汉玉动物继续制作。而唐宋的动物形玉饰不但造型与汉以前注重形式化、抽象化的装饰风格有所区别,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大大扩展了。”如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宋代玉动物约有二十余件,如鸟、孔雀、鸡、鹅、鸳鸯、鱼、虎、象、马、鹿、狗、兔等,代表了当时流行的品种,其用途主要为佩饰。“飞禽在宋代最为常见,其在当时大为发展的背景之一自然是两宋花鸟画的昌盛,文人的审美趣味或多或少在玉飞禽上得到流露。宋代飞禽纤秀清丽的装饰风格既是弥漫两宋艺坛的时代风貌的折射,也是两宋花鸟画较强浸染的反映。”

  后世标准的龙之造型在唐代已趋于定型,北宋郭若虚《图画见闻志》中提出龙的“九似”:“角似鹿,头似驼,眼似鬼,项似蛇,腹似蜃,鳞似鱼,爪似鹰,掌似虎,耳似牛。”这在唐龙身上已基本得到体现,其对后世龙纹影响极大。

  以透雕手法琢制的足踏祥云的行龙也为唐代新的创造,其鲜明特点为行龙气势飞动,身下衬托着奔腾漂浮的大朵流云,此类风格影响及于宋代,但后者在总体气势上与前者不可比肩。

  唐雄健宋婉约 玉器差异较大

  尽管唐宋玉器在中国玉器史上都以崭新的面目示人,但张尉明确指出,两个时期的玉器风格差别很大,这跟时代背景直接相关。

  唐代比较强盛,中外交流比较频繁,这种社会风貌赋予唐代新利18官方网站 一种雄健豪迈的风格,在玉器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;而宋王朝并未完全统一全国,北方有游牧民族不时侵扰,西夏、辽、金虎视眈眈,因此玉器在骨力方面比唐代玉器要弱一些。同时由于当时文化昌盛,文人士大夫引领社会风潮,玉器整体上也受到影响,比较细腻、内敛。“清代乾隆工是历代玉器工艺中最精细的,其次可能就是宋作工了。皮壳俏色巧雕的做法,虽然在商代就已出现,到了两宋以后,才大量出现,成为鉴赏当时玉器的一个参考标准,这也反映宋人崇尚自然,追求回归自然的意境。”

  除了审美上的倾向,宋代文人士大夫也喜欢挥毫写字作画,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因此在宋代以后才多有出现。宋代文人士大夫还好古崇古,金石学风潮就肇始于宋代,在其推动下,也产生了仿古玉,为古代玉器增加了新的品类。像1952年安徽省休宁县朱唏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兽面纹玉卣,就是南宋时期仿古玉器中的代表作。“仿古玉从宋代开始到清朝,一直很兴盛,尤其是乾隆年间发展到顶峰,可见宋代文化对后世影响的深远。”

  艺术总是相通的,可以说,唐宋玉器在某种程度上跟唐诗宋词有着对应关系,唐诗的雄健和宋词的婉约,于玉器上有着实体化的展现。

  唐宋上乘玉料罕见

  出土小件作品较多

  唐宋玉器彻底走下礼制神坛后,其高高在上的地位似乎也渐渐失去。张尉表示,相对于金银器和瓷器来讲,唐宋玉器的生产规模和数量都不算太大。“唐代的金银器要比玉器发达,估计这和佛教的兴盛密切有关。金银是佛教信徒供奉佛祖的最高等级供品,法门寺发现的很多金银器,就是当时皇帝用于供奉佛祖的。上行下效,整个社会也就比较崇尚金银器。由此,玉器的主题图案、形式等有些也借鉴于金银器;宋代则是瓷器非常流行,五大名窑在当时就非常出名,宋徽宗对瓷器的热爱,也代代流传。所以宋代玉器的器型、纹饰有些亦受到瓷器影响。玉器在当时的典籍中记载也不多,因为它不像青铜器,历来就是国之重器,也不像书画一样,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。在唐宋年间,玉器更多只是被作为工艺品看待,用于美化生活,重视程度不太够。”

  当然,导致唐宋玉器质和量受到限制,还在于玉料来源的不稳定。“学术界基本已有共识,从汉代以后,玉料主要来自于新疆的和田玉。但直到乾隆年间,玉料进入中原都要通过贸易、进贡等方式,局限性比较大:首先是无法保证想要多少玉料就有多少玉料;其次也不能保证玉材的质量。所以我们看清代以前的玉器,很多玉料都不是很好。宋徽宗虽然也喜欢玉器,衣有玉束带,乐有玉磬,祭祀有玉圭、玉册,在内廷也专门设立了玉作坊,叫做‘文思院’。但他对这一爱好,无法像乾隆皇帝一样随心所欲,想要多少就直接颁布诏令让新疆地区的官员督运过来,再挑挑拣拣。”张尉说。

  也因此,现在出土的唐宋玉器并不多,已知出土作品小件多,大件少。传世品数量相比较其他时代也不算太多。

  大家

  简介

  张尉,上海博物馆研究员,现为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、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玉石专业委员会委员、中华文化促进会玉文化中心顾问(委员),著有《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——中国古代玉器》、《古玉鉴藏》、《古玉鉴要》、《古玉真赝对比鉴定》、《新见古玉真赏》等,合著有《古玉撷珍》、《中国玉器赏鉴》、《中华文物18新利手机app下载 鉴识》等。

  唐   玉器

  一、造型、纹饰比较大气;

  二、用刀比较粗犷、简练,力度感强。表现人物的衣褶、动物的羽毛、植物的叶脉等,都是用很短很粗的平行阴线,这是唐代玉器很大的特色,也可看到其受金银器工艺的影响;

  三、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,结构都比较饱满,让人惊鸿一瞥便能感觉到其内在的生命力。像唐代出现的玉飞天,后世也多有雕刻,但唐代飞天的人物脸型丰满,上身多为裸体,体态轻盈。服饰给人以纱的感觉,随风飘扬,衣裙紧贴身上,衣纹清晰,线条流畅。跟宋代以后的差别颇大;

  四、玉器中的伎乐人物展示出当时的民族大融合。由于唐朝皇帝的胸襟和血统关系,唐代男效胡装,女学胡舞,胡姬压酒,胡乐当筵,风靡一时,这种时代特色在唐代玉器上也得到了充分反映。

  宋   玉器

  宋代玉器风格比较简淡,纹饰线条秀雅,用刀不像唐代那么粗犷,要细腻得多,线条又细又长;造型也不像唐代那么富有张力,显得比较内敛;人物、动物看上去都比较清瘦。这种被称为“宋作工”的精细工艺,可从宋代肖生动物玉器的基本特点中窥见一斑:

  一、注重写实,充溢民间清新活泼的生活气息或世俗情趣,有些反映了宋代文人士大夫崇尚清雅脱俗的超逸心态;造型清雅,琢工较为细致,讲究纤秀柔美、细腻精致的审美情趣。飞禽的基本造型多为片雕,圆凹眼,常口衔花枝,翅羽分多层,或张或敛,线条刻画纤细有力;

  二、走兽的基本造型多为圆雕,水滴形眼、橄榄形眼、三角形眼、圆眼或柳叶形眼,腹部或刻以肋骨纹,四肢瘦劲,或站或卧,背部至腹部上下间常有纵贯的圆形或长方形通心穿孔。

兽面纹玉卣(南宋),出土于安徽休宁朱唏颜夫妇合葬墓。兽面纹玉卣(南宋),出土于安徽休宁朱唏颜夫妇合葬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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